侯瑞春

侯瑞春，直隶高阳县河西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卒于1951年^[1]，为北方昆弋班之旦行艺人，习刀马旦、昆旦而兼小生、武生，然其名之著于昆曲史者，则在其笛师与曲师之身份^[2]。其一生所系之人惟韩世昌：宣统元年（1909年）韩世昌初入「庆长班」时，传主即将其收为弟子^[3]，自后兼为其师、其笛师、其「经纪人」者三十余年^[4]，北方昆弋之第一旦角实由此一手玉成^[5]。宣统三年（1911年），传主与同村侯成章、侯益才、马凤彩、侯益隆等凑股买下饶阳常家戏箱，另起「荣庆社」，为社中之股东^[6]；民国七年（1918年）力促韩世昌先后拜曲家吴梅、赵子敬为师^[7]；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笛师之职随韩世昌赴日本演出^[8]；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携张文生出面向侯成章提出分箱，二十五年之荣庆社遂告分裂^[9]；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与韩世昌分家后转以教曲为业，先后在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中国大学与辅仁大学曲会、尚小云之荣春社等处授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返回故乡，1951年卒^[10]。库内记传主之文，散见于韩世昌自述、班社纪事与曲社忆述三类之中，本页即据三类材料立之，凡异说与未写之项，具见第八节。

基本信息

一、里籍、家世与从师之始：河西村与「瑞」字辈

传主之里籍与生卒，库内以《韩世昌年谱考略》所系为最确：其文作「侯瑞春（1885—1951），河西村人，习刀马旦、昆旦和小生、武生等，师从朱玉铮，熟谙工尺谱与昆笛，凡曲谱过目后即能吹奏并为人拍唱」（见注 1）；《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记同一事而文字略异，作「侯瑞春（1885－1951，河西村人，习刀马旦、昆旦和小生、武生）」（见注 2），二书所记之年与地相同，惟括号有全角半角之别。

河西村之始有随班学艺之人，实在庚子之后。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叙庆长班之行迹曰「1900年『庆长班』自『京东』入『京南』高阳河西村演出后，高阳县河西村人始有第一批跟班随师学艺的昆弋演员」^[11]，是传主一辈之入班，与庆长班这次自京东而京南的移动相先后。传主之所习，一部《中国昆曲》记之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之后的事，如侯瑞春随朱玉铮习旦，侯益隆随邵老墨习丑兼净」^[12]，是传主之业旦自朱玉铮始，而其年在此。同书之另处，则于河西村第一批从师之目下列之更全：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引《中国昆剧大辞典》之文作「侯瑞春随朱玉铮习旦，侯益隆随邵老墨习丑兼净，韩子云随侯益太学花旦，马凤彩随陈之学花旦，侯玉山随邵老墨习丑兼净，齐凤山随徐廷璧习小生，韩世昌随韩子峰、郭凤鸣习丑，梁玉和随郭凤鸣习丑等」^[13]，是传主为河西村第一批昆弋演员之列首，而同列者如侯益隆、马凤彩、侯玉山，其后皆与传主同入荣庆社。

其师朱玉铮之为人，一部《菊部赏花记》记之曰「有位叫朱玉铮的演员（即朱可义的父亲），工昆弋腔小生兼青衣，后来改司鼓」，而其徒弟则有「侯瑞春（韩世昌的老师）、田瑞庭（田菊林的父亲）、张荣茂、王瑞昌等都是很有名气的演员」^[14]，是传主之师为昆弋班之第二代艺人，兼工小生、青衣而晚岁司鼓；至其徒之排行，一部《廊坊戏曲资料汇编》另记其师之名作「朱益征」，并曰「朱益征青衣、小生以及打鼓全都行，他有三个排『瑞』字的徒弟，即侯瑞春、田瑞亭和王瑞常」^[15]，是传主一辈之「瑞」字排行，其同门为田瑞庭（一作田瑞亭）与王瑞常二人；两书所记其师之名一作「朱玉铮」、一作「朱益征」，本页照各书原样并列而不合并。

传主之亲族，库内可考者一事。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引张世铮《我的父亲与父亲的昆曲生涯》之文，叙其家与昆弋班之亲缘曰「奶奶叫侯云，她的弟弟侯瑞春是昆弋班的人」，故其家「就与昆弋班的人沾了亲」，而其姑张可「长大后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魏庆林」^[16]，是张世铮之舅爷即传主，此亦库内唯一可系传主亲属之文。至传主与韩世昌之为同村，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特记之曰「侯瑞春长韩世昌14岁，同为河西村人」^[17]，是二人之相识自有乡里之谊在，其后之师徒关系实基于此。

二、韩世昌之师：授艺、经纪与关键之决断

传主之于韩世昌，库内诸书皆以「伯乐」、「导师」、「智囊」三词尽之。一部《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记其关系曰「在韩世昌成长过程中，侯瑞春（1885－1951，河西村人，习刀马旦、昆旦和小生、武生）是伯乐，是导师，是智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见注 2），而其下即陈其所以然曰「侯瑞春长韩世昌14岁，他慧眼识珠，在『庆长班』时便将韩世昌收为弟子，先后教会了他几十出看家戏」^[18]，是传主之授徒以「几十出看家戏」为量，而收之之时在庆长班。

其授韩世昌之第一步，是为之择行当。同书曰「是他让韩世昌改学『男旦』（旧指戏曲舞台上男人扮女人）并演『应工』（旧指一个演员能够自己挑头唱一出戏）」^[19]，而其改学之年，同书又一字记之曰「韩世昌入『荣庆』后的第四年即1915年，开始师从侯瑞春学习『男旦』」^[20]，是韩世昌之专工旦行自民国四年始，而其发议者即传主。

其教之之法，同书所记为「严」而非「宽」：一部《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曰「侯瑞春带徒弟一向十分严厉，主张『打戏』。他认为不打不成才，挨了打，经过一次剧烈的刺激后头脑才会开窍，才能把戏记牢。因此不打不会，非打不可」^[21]，而结以「在他的教诲下，韩世昌经过了6年艰苦学戏的过程，经过了不同行当的尝试与实践后，从17岁开始专工『男旦』」^[22]，是传主之教凡六年而始定其行当。其严之为功，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之评述言之最直：「更为重要的是，侯瑞春对韩世昌不仅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在生活上要求更为严格，韩世昌是『荣庆』社一些名角中没有染上嗜好赌博、吸大烟、白面等恶习的知名演员之一」^[23]；同书又断之曰「没有侯瑞春这位严师，就不会有韩世昌这位高徒，侯瑞春理应有其客观的历史地位」^[24]。

传主于韩世昌之艺术，凡关键时刻皆为之指道，库内所记凡三事。其一为拜师：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曰「侯瑞春于1918年曾力促韩世昌先后拜名曲家吴梅和赵子敬为师并亲率韩世昌登门向吴梅求教，还亲自安排赵子敬与韩世昌住在一起，便于学戏」^[25]，而另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记之更详：「为使韩世昌的昆曲艺术精进，侯瑞春建议韩拜吴梅为师深造。经顾君义安排，吴梅到天乐园看了韩世昌与侯益太合演的《琴挑》，对韩的表演留下良好印象，同意收为弟子」^[26]，是其促拜吴梅之谋出自传主，而其亲携登门则见前引。其二为拜吴梅之成效：一部《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记「吴梅为韩拍的第一出戏是《佳期拷红》，经吴梅首肯公演，深受好评」^[27]。其三为韩世昌之终身大事：《韩世昌年谱考略》引其自述曰「1931年我在保定和刘书香结婚了，是侯瑞春先生做的主」^[28]，而结以「侯先生为使我唱戏起劲，就主办了这件事」^[29]，是传主之经营韩世昌，已及于其家室。

其所以能如此者，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之评述列其五事，其前二者作「侯瑞春是股东，出道早，地位高，且师徒关系如同父子，在培养演员的问题上有相当的话语权」^[30]，「侯瑞春社会交际面比韩广泛的多，演出经营上比韩更有眼光与经验」^[31]。故韩世昌之自述有事必归之曰「我的一切事，不管大小，全由侯瑞春先生办理」^[32]，而其拜吴梅一事之归属，《韩世昌年谱考略》亦断之曰「韩世昌拜吴梅为师无疑应该是韩世昌的老师兼『经纪人』侯瑞春力促的结果，是侯瑞春亲自决定并带领韩世昌先后登门拜吴梅、赵子敬为师的」^[33]，其理由则曰「且侯瑞春是『荣庆』股东之一，社会交际广泛……故在韩世昌拜吴梅为师的问题上，作为老师和股东的侯瑞春发挥了最关键最主要的作用」^[34]。至其为韩经营之法，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曰「侯按梨园行经励科制度，为韩聘袁三任管事」^[35]，是传主于旧戏班之经励科一路亦尝用之。

三、荣庆社的股东与管事

荣庆社之成班，库内三书皆以传主与侯成章并列为其首。一部《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曰「荣庆社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由京南昆弋艺人侯成章、侯瑞春、侯益才、马凤彩、侯益隆、郭凤翔、侯海云等合股购买饶阳常家戏箱成班，民国初年演出京南各县，民国七年（1918）受田际云邀进京出演于鲜鱼口天乐园」^[36]；一部《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记其凑股之人与股数曰「由于『庆长班』班主经营不善，1911年10月左右，原『庆长班』的侯成章、侯瑞春，侯益隆、马凤彩、郭凤翔、侯益才、赵德纯、侯海云、李全堂决定一起凑股，合共九股，买下一份旧衣箱，另起新班」^[37]，是荣庆社之起，其股凡九而传主与焉。一部《中国近代戏曲组织》则记其班址曰「由侯成章、侯瑞春、侯益才、马凤彩、侯益隆等昆弋艺人合股组班，班址在高阳县河西村」^[38]，是荣庆社之本根仍在传主之里籍。至其班之行程，同书又曰「自民国六年至十七年，荣庆社不仅在京演出，而且周历各省，巡演于京、津、沪及河北、山西、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各地」^[39]。

传主在社中之位，一名《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记之曰「家庭生活和经济收支都由他的师傅侯瑞春安排」^[40]，而其经营之际亦有可议者。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叙韩世昌在沪所搭之台曰「韩世昌在第一台很受观众欢迎，袁见每天包厢和散座都座无虚席，遂提出包银之外『拿加钱儿』，让前台每天另补给20元。又在一次韩世昌演《瑶台》时，让前台加价，每个包厢加一元，散座加1角。此举引起荣庆社同人的普遍反对，致使韩世昌师徒与荣庆社其他演员的关系出现了裂痕」^[41]。一部《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记同一事而溯源及于旧制：「荣庆社初入京时对股东以外的艺人仍按旧制按季（每季100天）算工钱，但随韩世昌声名日隆，其演出直接影响到了荣庆社之票房收入，于是其师便通过韩之管事袁三提出每场『拿加钱』（即每场演出额外加钱），此举令韩与社内其他艺人间关系变得紧张」^[42]，是「拿加钱儿」之议实出传主，而其效即社中之裂缝。其后事态之发展，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曰「韩世昌师徒在荣庆社中加大了原股份（净角侯益隆入京后沾染嗜好，经济困窘，将所持股份卖给了韩世昌，自己为韩挎刀唱戏，充当配角）」^[43]，而结以「这种以昆弋班最有号召力的演员去搞单独活动的做法，虽然扩大了自己的观众面，却严重地分散了荣庆社的力量，削弱了昆弋班的影响，致使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深」^[44]。库内记传主在社中之位置，皆系于韩世昌师徒一面，而传主本人之股份与话语权，其详则不可考。

四、两次出省演出：1919 年赴沪与 1928 年赴日

民国八年（1919年）冬之赴沪，传主为其一行之率领者。一部《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曰「1919年12月3日，韩世昌与侯益隆、马凤彩、陈荣会、张文生、国晋臣、梁玉和、郭凤翔等一行在韩师侯瑞春的带领下抵沪，寓尤鸿卿宅」^[45]，是此次之行凡八人而以传主为首。其行之性质，同书辨之曰「有将此次演出视为北方昆弋班社的首次抵沪演出，实为大谬」，盖「侯瑞春亦只为韩一人邀了部分配演赴沪，如侯益隆、马凤彩、张文生、陈荣会等人，而失去了几大主演的荣庆社其余艺人，无法维持在京演出，只得返回乡间」^[46]。其在沪之演出，一部《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记其期与剧目曰「12月11日一13日，韩世昌率荣庆社全班至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刺虎》、《游园惊梦》、《佳期》、《拷红》、《渔家乐》、《翡翠园》等，颇受欢迎」^[47]。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赴日，传主则以笛师之职与焉。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录其一行之名目曰「笛师：侯瑞春、田瑞庭　鼓师：侯建亭、唐春明」^[48]，是传主之名系于「笛师」二字而列于鼓师之前。其一行之演出，一部《昆曲欣赏》记之曰「韩世昌带着马凤彩、庞世奇、马祥麟及笛师侯瑞春、田瑞庭，鼓师侯建亭、唐春明等十余人前往日本，先后在京都、大阪、东京演出了《思凡》《闹学》《游园惊梦》《佳期拷红》等折子戏，在演出前或演出间歇还请乐队演奏一些昆曲曲牌」^[49]，是此行凡十余人而传主为笛师之第一人。其行之人数与年，一部《中国近代戏曲组织》作「民国十七年秋，韩世昌率庞世奇、吴祥珍、张文生、侯永奎、马祥麟、张荣秀等20人，应邀东渡日本演出」^[50]，与《昆曲欣赏》之「十余人」异，二说并存。此行于荣庆社之影响，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曰「荣庆社则因韩世昌、侯瑞春赴日本时带走了主要场面乐师和部分演员而久未启箱演出」^[51]，是传主之随行，其后果及于全社之停演。

五、荣庆社之分裂与祥庆社的两年巡演

荣庆社之分裂，其发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叙其始末曰「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荣庆社在天津演出时，白云生因经济问题与荣庆社其他演员发生纠纷。回到北平后白云生策划侯瑞春致信给乡下的祥庆社箱主侯炳文，愿与合作」^[52]，是分箱之信由传主具名而发。至次年正月，同书记其正面之交涉曰「1936年初，在宣武门外李铁拐斜街华风楼，侯瑞春携张文生出面向侯成章提出分箱」^[53]，其下即列双方之阵营曰「当时荣庆社戏箱的股东，以侯成章、侯永奎（侯益才已故，其子是少班主）、马祥麟（马凤彩年老，以其子管事）为一方，侯瑞春、韩世昌为另一方，已形同冰炭」^[54]，而结以「侯成章被迫答应分箱，具有25年历史的荣庆社遂告分裂」^[55]。一部《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记同一事曰「这次演出结束后，荣庆社在北平李铁拐斜街华风楼商量怎样处理内部纠葛，侯瑞春向侯成章提出分箱要求，该社从此分裂」^[56]，是两书所记为一时一事，而所叙之详略不同。

分箱之后，传主携韩世昌入祥庆社。一部《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曰「韩世昌、白云生等则在侯瑞春的带领下加入祥庆昆弋社，由韩世昌挑班，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历时两年的全国巡演」^[57]，而其巡演之路，同书又曰「祥庆社的巡演本来并无一定之规划，但自其出演于山东济南后，受到当地官绅及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其后「祥庆社在鲁、豫地区名声博起，之后前后受开封广智院、汉口鑫记公司、长沙万国戏院之邀，一路南下演至湖南，受到各地文人阶层的欢迎」^[58]。其第二次赴沪之签约，则见于报端：同书所附之《戏世界》1937年1月21日第4版之文目作「戴步祥侯瑞春昨日签立合同　韩世昌明正出演大中华」^[59]，是此次之合同由传主与戴步祥签立，而传主之经纪人之职至是犹在。至祥庆社之配角一路，则一部《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记传主之另一决断曰「是他从北方昆曲和韩世昌发展前途考虑，力主白云生由旦角改演小生与韩世昌配戏，使昆曲『第一生旦配』成为可能」^[60]，而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记其改演之年曰「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荣庆社以韩世昌为主演，应山西闻人赵戴文邀请，赴太原演出。白云生接受侯瑞春建议，改演小生，为韩世昌配戏」^[61]，是白云生之改行亦出传主之议。

六、1942 年之分家与晚岁教曲

传主与韩世昌三十年之关系，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而终。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记其事曰「1942年，韩世昌经友人王雅恒策划，向其师侯瑞春提出分家单过。侯瑞春与韩世昌因此而决裂，侯搬出共居的打磨厂德泰皮店寓所，应聘往尚小云的荣春社教昆曲，并为尚小云演出昆曲司笛，1948年返回故乡」^[62]，是传主之教曲生涯自民国三十一年始，而其职为荣春社之昆曲教习兼司笛。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之评述记其卒曰「韩世昌与侯瑞春师徒之间的关系结束于1942年，侯瑞春后于1951年过世」^[63]，是传主之卒年。其分家前之困顿，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另记一事曰「当侯瑞春、韩世昌的昆弋班祥庆社散班后，师徒困居打磨厂德泰皮店时，辅仁昆曲社曾在长安大戏院为侯、韩等举办搭桌戏」^[64]，是二人之散班同居及其友朋之助，皆系于此一段。

传主之教曲，其在北平者凡三处。其一为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列其教曲之地曰「如侯瑞春、韩世昌、田瑞庭等陆续在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中国大学和辅仁大学曲会教曲」^[65]，而一部《傅惜华与韩世昌》记该会之组织曰「该会的主持为傅惜华先生」，其顾问有「王季烈、俞振飞、韩世昌、许雨香、包丹庭、童曼秋等」，而「该会还聘请了田瑞庭、高步云、侯瑞春等为导师」^[66]，是传主为该会之导师，而非仅一教员。其二为醉韶社：同书记其社之立曰「傅芸子、傅惜华、宗澹云等组织醉韶社，提倡曲学，研究昆曲」，「教授人为侯瑞春、田瑞庭二位」^[67]，是传主又为傅氏兄弟所立曲社之教授。其三为中国大学与辅仁大学曲社，其学员之从游可考者二人：一部《一柄折扇上的昆剧「传」字辈与京津曲界》记北京大学艺文研习会昆曲组之曲友张荫朗、刘珏夫妇曰「同时参加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向高步云、丌伯维及侯瑞春学曲，并向昆弋名伶韩世昌学身段」^[68]；一部《刘吉典戏曲音乐作品选集》之刘吉典小传则曰「并在当时的国剧学会及北大曲社，得到亓伯维、侯瑞春、许雨香、施砚香、王義山等名家在昆曲、丝竹乐上的传授」^[69]，是传主之教及于大学曲社，而所授者为昆曲与丝竹乐。

其在京津一带之影响，一部《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总结传主一生之决断曰「是他力促韩世昌和『荣庆社』到天津、上海演出，以适应各地观众的口味，扩大影响」^[70]，是传主之于北方昆弋，其功不仅在授艺，亦在经营与倡导。

七、笛师之艺、所传之戏与所灌之唱片

传主之技艺，以笛师之职见于诸书。一部《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列荣庆社之场面曰「笛师侯瑞春、高景池　鼓师侯建亭、朱可义等」^[71]，是传主为荣庆社之首席笛师。其所传之戏，一部《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初期演剧史考述》引韩世昌《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之文曰「《游园惊梦》最初和侯先生（侯瑞春———编者）学过，后来吴瞿庵（吴梅）先生给我订正过」^[72]，是韩世昌之《游园惊梦》初学于传主而后经吴梅订正。其教之效，一部《昆曲》之韩世昌小传记其从师曰「1909年搭人本村昆弋庆长班，从韩子峰、白云亭、王益友、侯瑞春等学艺，初习武生，后改正旦、贴旦及小旦」^[73]，是传主为韩世昌启蒙诸师之一，而其时韩世昌初习武生。至荣庆社之体制，一部《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记其昆弋兼唱之实曰「进京初期，荣庆社专门将曾在醇王府班效力的著名高腔艺人郭蓬莱邀入，以高腔戏《滑油山》《别古寄信》等作为压轴戏」^[74]，是传主一辈之高腔唱片（见注 81）自有其班社之渊源。

传主之登台，库内所记凡四目，皆与同班名角合演。其一为《棋盘会》：一部《韩世昌年谱考略》录民国七年正月之天乐园戏单，其中一档作「《丁甲山》侯益隆王益友　《棋盘会》侯瑞春白凤山」^[75]；一部《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初期演剧史考述》之脚注另记一档曰「马凤彩、陶显庭、白茂齐、王金锁、侯瑞春、张文生《棋盘会》，1918年」^[76]，是此剧传主既与白凤山合演，又与马凤彩等六人间演。其二为《功宴》：同篇脚注作「《宵光记》又名《宵光剑》，侯瑞春、陶显庭《功宴》，1918年」^[77]。其三为《惠明下书》：同篇脚注作「侯益隆、侯瑞春《惠明下书》，1918年」^[78]，而一部《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所录荣庆昆弋社之戏单亦列之曰「有郭蓬莱、郝振基的《玉杯记》，朱小义的《蜈蚣岭》，王益友、马凤彩的《快活林》，侯益隆、侯瑞春等」^[79]，是传主之名亦见于同书之戏码。其四为《莲花山》：《韩世昌年谱考略》录民国七年六月十八日留法俭学会于江西会馆所办昆弋义务戏之全目，其中一档作「侯益隆、侯瑞春的《莲花山》」^[80]。所演四目之中，《功宴》《棋盘会》为昆弋名剧，《惠明下书》出于《西厢记》，《莲花山》则弋腔一路，与传主一辈之昆弋兼唱相合。

传主所留之音响，则有一事为北昆高腔之孤本。一部《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任光、安娥夫妇受上海百代公司之委托来京收灌曰「任安夫妇不仅为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马祥麟、侯永奎等唱灌了昆曲唱片八张十六面，还为张荫山、王益荣、侯瑞春、魏庆林灌制了高腔唱片三张六面」^[81]，而同书之标题即作「北方高腔唯一存世的正式音响资料之面世」^[82]，其下所记即为此事，是传主之高腔唱片为北方高腔今日仅存之正式音响资料。此外，一部《丹谱馆撷萃 黄殿祺艺文辑》记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览会之义务戏曰「为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览会义务戏时昆戈在广东会馆古戏楼演出」，「这次特邀北京荣春社全班，戏单标明主要演员有侯瑞春、韩世昌、王益友、郝振基、陶显亭、王端长、朱立鳌、国盖臣等名角，全本连台演出《铁冠图》」^[83]，是传主之名亦列于该次义务戏之主要演员。惟该文所记之班名作「荣春社」，而其时荣春社尚未成立、此戏亦为昆弋班所演，疑为「荣庆社」之讹，本页照原样引录而登记于此。

八、异说、未写项与记述之界限

本页凡列七节，所引注凡八十三，所据之书二十种，皆库内之书。传主之名在库内无专传、无自述，其材料凡三源：一为韩世昌之年谱与自述之体，《韩世昌年谱考略》《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初期演剧史考述》所引口述与戏单，为传主之生卒、行当、师承、技艺与其在韩世昌一生中之位置之唯一详记；二为班社纪事之体，《荣庆社》成班、分裂与祥庆社之巡演诸段，传主之名皆系于社而其位在股东与主事者之间；三为曲社忆述之体，《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傅惜华与韩世昌》《一柄折扇上的昆剧「传」字辈与京津曲界》《刘吉典戏曲音乐作品选集》诸书所记传主晚岁之教曲，为其后二十年之本末。此外《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所记之唱片一事，为传主另一可传之迹。

其异说凡五。其一，传主之师之名，一部《菊部赏花记》作「朱玉铮」、一部《廊坊戏曲资料汇编》作「朱益征」，而《中国昆曲》与《韩世昌年谱考略》皆作「朱玉铮」，本页以「朱玉铮」为正而并列二说，见注 14、注 15。其二，其同门田瑞庭之名，一作「田瑞庭」、一作「田瑞亭」，二书各异，见注 14、注 15。其三，1928 年赴日一行之人数，《昆曲欣赏》作「十余人」、《中国近代戏曲组织》作「20 人」，本页并列而不择一，见注 49、注 50。其四，「拿加钱儿」一事，《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以其议出于管事袁三、《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则以「其师」即传主为主之者，二说微异，本页并列，见注 41、注 42。其五，天津博物院义务戏之班名作「荣春社」，与其时之史实不合，疑为「荣庆社」之讹，本页照原样引录，见注 83。

其未写之项凡六。其一，传主之字号、妻族与葬地，库内皆无著录；其卒年惟知为 1951 年而无月日。其二，传主之生年惟《韩世昌年谱考略》与《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二书皆作 1885 年，别无他说，而其生日与生月不可考。其三，传主之演员一路所存戏码仅四目，其本工之刀马旦、昆旦戏为何，库内一无著录；其一生所拍之曲、所教之戏，除《游园惊梦》一目外亦无详目。其四，传主自庆长班入荣庆社后之股份多寡与其在社中之具体职司，库内只有「股东」与「主事者」诸泛称而无实指。其五，1942 年分家之由，库内只记其事而不记其曲直，其后传主自 1948 年返里至 1951 年卒之三年之间踪迹亦无可考。其六，传主之门人除韩世昌外，库内未著录他人；其在荣春社所教之学生姓名亦无一可考。

【资料来源】

一、本页以《韩世昌年谱考略(上编)(1898-1928)》《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三书为第一骨架。《韩世昌年谱考略》所引韩世昌自述及评述诸段，一记传主之生卒、里籍、行当归属、师承与技艺，一记其于宣统元年收韩世昌为弟子与其长韩世昌十四岁之事实，一记其力促韩世昌拜吴梅、赵子敬为师并亲率登门，一记其 1942 年师徒关系之结束与 1951 年之卒，为库内以传主为主语最详之文献；《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之「是伯乐，是导师，是智囊」一段及其「打戏」之教法、「拿加钱儿」与白云生改行诸决断，为本页第二、第三、第五三节之主干；《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所记荣庆社之分裂、传主之教曲与分家诸事，为本页第三、第五、第六三节之要据。

二、《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中国近代戏曲组织》《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四书为第二骨架，皆系传主之班社与出行。前二书所记荣庆社之成班年份、合股人数与班址，为传主之股东身份之据；《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所记分箱之另一版本与此社之戏单，为本页第五节与第七节之据；《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所记 1919 年之一行、1919 年「拿加钱儿」之溯源、1937 年之签约与祥庆社之两年巡演，为本页第四节与第五节之骨。

三、《傅惜华与韩世昌》《一柄折扇上的昆剧「传」字辈与京津曲界》《刘吉典戏曲音乐作品选集》《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昆曲》《昆曲欣赏》《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七书为第三骨架，皆系传主晚岁之教曲与两度出行之演出。前三书所记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之导师、醉韶社之教授人与学员之从游，为传主教曲生涯之三段；《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所记吴梅为韩所拍第一出戏，为拜师成效之据；《昆曲》与《昆曲欣赏》二书所记韩世昌之师承与赴日一行之人数、场所，为本页第二节与第四节之据；《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所记 1919 年 12 月丹桂第一台之演出，为赴沪之具体纪事。

四、《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初期演剧史考述(1956—1957)》《韩世昌年谱考略》二书之「《考略》」脚注与戏单，为传主登台四目之唯一著录；《丹谱馆撷萃 黄殿祺艺文辑》所记天津博物院义务戏之戏单，为传主之名列于主要演员之据，而其班名之疑已见第八节。此类引文皆以年月日系剧目与演员，不据以立传主之行迹，只据以见其戏路与一代班社之阵容。

五、口径与异说之登记凡五事，具见第八节。其中「朱玉铮／朱益征」之师名、「田瑞庭／田瑞亭」之同门名、「十余人／20 人」之赴日人数、「拿加钱儿」之议出于袁三或传主、「荣春社／荣庆社」之班名五端，本页皆照各书原样引录而不合并、不裁定。

六、本页未采之件一条：《昆曲曲牌曲腔关系研究 以昆曲南曲商调曲牌为例》所录韩世昌小传有「1911年随师侯瑞春入股组荣庆昆弋社，演于河北乡间」之语，与本页注 36、注 37 所引大体相合，故本页不另立注，仅登记于此。

【参考文献】

1. 《韩世昌年谱考略(上编)(1898-1928)》
2. 《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
3. 《京剧艺术在天津》
4. 《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
5. 《昆曲欣赏》
6. 《北京戏剧通史 民国卷》
7. 《中国昆曲》
8. 《菊部赏花记》
9. 《廊坊戏曲资料汇编 （第1辑）》
10. 《近现代北方高腔遗响汇考》
11. 《中国近代戏曲组织》
12. 《民国时期“昆曲大王”韩世昌的两次赴沪演出及其意义》
13. 《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
14. 《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
15. 《傅惜华与韩世昌》
16. 《一柄折扇上的昆剧“传”字辈与京津曲界》
17. 《刘吉典戏曲音乐作品选集》
18. 《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初期演剧史考述(1956—1957)》
19. 《昆曲》
20. 《丹谱馆撷萃 黄殿祺艺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