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美术 · 5.1

舞台美术概述

昆曲 · 非遗约 8634 字来源:见文末 注释与资料来源

5.1 舞台美术概述

昆曲的舞台美术,是昆曲演剧体系中与文本、音乐、表演并举的一翼。它自剧种诞生之日起便沿袭宋元戏曲的优良传统,以衣箱制的穿戴规则塑造人物,以砌末的虚拟化构成景物,经三百余年的整合、加工与改革发展,形成一整套人物造型体系与完备的景物造型系统[1]。本页不列行头细目,先述其两大范畴与总体风格,再及装扮、脸谱盔头、砌末装置之体制,次及其历史脉络与当代变革,末及昆剧舞美对全国剧种的普遍影响,以见其大略。

一、两大范畴:人物造型与景物造型

舞台美术在戏剧系统中是被包容者,就戏曲而言,其论述之重点在“空间”与“装扮”两范畴[2]。昆曲的情形尤为特殊:在舞美语言符号体系中,人物装扮最为抢眼,但并不是唯一的[3]。故《昆曲艺术大典·美术典》在体例上把“昆曲的舞台呈现主要靠人物装扮”立为一条,谓“人物装扮”涉及到脚色行当的类型化特征[4],可见人物造型在昆曲舞美中的分量。这与西方戏剧舞台美术的概念恰成对照——西方戏剧舞台美术主要指景物造型设计,人物造型处在一个从属地位[5]。

昆剧的化妆、服装、砌末、装置等集宋元南戏与元明杂剧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细致、严谨的穿戴规制[6]。人物一路自成一系,景物一路则以砌末为骨:戏曲舞台上的道具陈设叫砌末,是戏曲解决表演与实物矛盾的特殊产物[7]。两类造型手段合而为一,便是昆剧舞美的全部家当;而其所以能“简约”而不觉其陋,正在于景物一路把大部分功能让给了演员的歌舞表演。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十二人亮相)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十二人亮相) [109]

二、总体风格:写意、虚拟、程式与装饰

昆剧舞美的根本性格是“反写实”。传统的昆剧舞台美术,遵循衣箱制的穿戴规则,依照一桌二椅的程式表现舞台景物,反写实的倾向主导着昆剧舞美沿着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和装饰性等属性向前发展[8]。这一性格有一个界限分明的注脚:歌舞并重,写意传神的昆剧舞台上,虽然采用过局部的具有写实性的景物作为点缀,那是在写意性整体样式中非写意的尝试,是在昆剧审美情趣下另一种试验与创造,由家班主人和戏曲行家在家乐红氍毹上对戏曲“缺陷”的弥补,同西方透视布景,或称写实布景相提并论,就两者的本质而言,远不属同一范畴[9]。事实上,传统的昆剧舞台,直到清中叶之后,昆剧衰势定局,也未能出现写实布景[10]。

就美学品格言,中国戏曲舞台采用的是简约、写意的风格,戏剧情境完全由表演中的虚拟性动作和程式化身段来完成,是一个虚实相生、真假结合,具有很强假定性的舞台[11];写意是昆曲舞台美术的特色,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12]。昆剧在其产生之初,演出是在厅堂的红氍毹上,台面上十分简洁,既无繁复的布景,也无夺目的舞台装置,摆放在观众面前的只是简单的一桌二椅,有时甚至只是一个空旷的舞台[13];表演者除了演唱、念白之外,可以通过各种虚拟化的身段来“画出景物”[14]。

这种格局并非取消舞台装置,而是给它划定了功能边界。昆剧作为时空的综合艺术,舞台上当然会有表示戏剧场景的布置,昆剧(戏曲同)独特的艺术原则是:承认舞台布置的使用功能而免除其再现与描绘的功能排斥设置实景,以中性道具象征地示意故事发生的地点和环境[15]。由此,不但推动了一系列有关舞台美术特殊处理手法的形成,而且又倒过来推动了写意的虚拟化表演的发展[16]。换言之,昆剧是把舞台呈现最主要的辅助手段——舞台美术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把演员表演艺术充分发挥,来取代大部分舞台美术的功能[17]。

若以现代戏剧学语言表述,则中国戏曲舞美的基本(不是惟一)功能是创造满足戏剧动作需要的舞台空间[18];在一切类型、风格和样式的舞台设计中贯穿始终的那一个功能,就是组织动作的空间[19]。人物装扮自身亦有严格的程式规范,它基本上遵循了“三不分、七区别”的原则,即不分朝代、地区和季节,男女有别、老少有别、文武有别、贵贱有别、贫富有别、民族有别,人、神、鬼、妖、魂有别[20]。晚明家班景物革新中“以若有若无为美”的审美情趣和创作方法,为后世昆曲美术整体为虚,局部有实,以实代虚,以虚代实,虚实结合的整体写意风格的形成,开启了历史的先河[21]。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集体亮相,台上无实物道具)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集体亮相,台上无实物道具) [110]

三、人物装扮:衣箱制与穿戴规制

昆剧舞美最厚的一层积淀在人物装扮。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至清代,昆剧舞美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衣箱制,即穿戴规则,通过服装的样式、色彩、纹饰、质地及其着法五大造型因素,在舞台上对应着观众的审美经验,完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不同人物外部形象的塑造[22]。穿戴规制是昆剧舞台美术程式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物装扮走向极致化的前提和规范[23]。其最完备的静态记录出于乾隆六十年面世的《扬州画舫录》,李斗在卷五中对民间职业戏班的江湖行头作了详尽记述:“戏具谓之行头。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24]。

衣箱制的另一面是它“不写实”。事实上,昆剧服饰虽取样于明代的生活,它却不受时代的局限,“明式”的服饰可以适用于表演;根植于现实生活,但显然昆剧服饰并不是写实的,相反,它赋予穿戴程式以写意的灵魂[25]。故昆剧服饰的取材并非历史学的复原,而是审美与表演的需要。这一点在当代昆剧界仍被概括为一句行话:昆剧从文本、表演、音乐到舞台美术皆有规范,尤其人物穿戴,有“宁穿破,不穿错”之说[26]。

装扮之所以被抬到与表演并重的位置,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表演的载体。昆曲极富于舞蹈的成分,有着优美繁复的身段动作,为适应表演的需要,服装和化妆都具有可舞性、装饰性和规范性[27];如髯口功、甩发功、翎子功、水袖功等,都具有可舞性[28]。人物装扮中的水袖髯口、翎子、鸾带、衣裙的“叠折儿”等等,都是从舞动的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的美,人物造型中线条所蕴涵的线的韵律,使载歌载舞的昆剧艺术充满诗画的意境[29]。

装扮之工,在行内自成职业。据《扬州画舫录》记述,昆腔双清班女伶巧官,“为纱帽小生,自制宫靴,落落大方”;造诣越高,收入越丰,伶人对化妆、服装格外重视,自备“私房行头”风行[30]。而折子戏时代对这一路的推求尤为精细:折子戏的舞台美术承袭着明代以来全本戏的传统,面对《缀白裘》海量的演出台本,人物造型中的化妆、服装的精细加工便成为折子戏舞美艺术创造的重心,其最终的发展成果,便是人物装扮的极致化[31]。

装扮艺术的记录与传承另有一脉——穿戴文献。昆剧传统穿戴,十分严格,什么角色用什么盔帽、发饰,穿什么服式、靴鞋,均有规定[32];同一剧目的不同折子,随着剧情的变化,穿戴也常有很大差别[33]。此类著录的近代代表,是苏州市戏曲研究室一九六三年刊布、据老艺人曾长生口述记录的《昆剧穿戴》,全书载有早年苏州“全福班”、“昆曲传习所”常演剧目——穿戴四百四十余折[34]。其价值在于把“衣箱制”从实物与口传变成了可复原的文本:一九六三年,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发表《昆曲穿戴》,记载了苏州“全福班”、“昆剧传习所”四百四十折常演剧目的穿戴,这些脸谱和穿戴成为建国后研究昆剧舞台美术的重要资料[35]。

宫廷一路亦有自己的清点方式。宫廷舞台的人物装扮与砌末使用,是从动态即演出状态逐一清点的,比李斗《扬州画舫录》静态地依据衣箱的类别及物件置放的序列记述“江湖行头”的方式,更直接、更具体地认知昆剧舞美人物装扮的表现方法以及实际的艺术效果[36]。而其与民间的差别其实不大:其服装与化妆的基本样式均来自民间,个中虽有细微差别或变化,但扮法总体一致[37]。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演出剧照(生旦对手)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演出剧照(生旦对手) [111]

四、脸谱、头面与盔头

装扮之中,头部造型自成一节。《昆曲艺术大典·美术典》把“脸谱头面”(含发髻、髯口)与“服饰帽靴”并列,认为二者均属“人物装扮”的重要环节,前者为头部造型,后者为全身造型[38]。昆曲的脸谱化妆采用强烈夸张的色彩和变幻无穷的线条手法,来改变表演者的本来面目,是用于净行、丑行当的面部化妆的程式[39];在舞台化妆方面,脸谱与“素面”的生行、旦行的化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40]。昆曲中净行、丑行角色勾画的脸谱,基本上因人设谱,一人一谱;尽管脸谱是由程式化的各种谱式组成,但却是一种性格化的妆式,它可以直接表现出舞台上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身份[41]。

脸谱之属,昆曲自占一席。就净行脸谱而言,昆曲在“白面”上有较大发展,而弋阳腔则在黑面上表现得更出色[42]。清中叶以后,脸谱渐成泛滥之势:其中不仅有昆腔脸谱,也有其他剧种的脸谱,特别是形成未久的皮黄腔(京剧)的脸谱;我们可以把京剧脸谱看成是清末戏曲脸谱的集大成者[43]。鉴于此,论者谓“中国戏曲脸谱的成熟与规范,不可忽视雅部昆曲的作用”[44]。至于扮相谱一类的图像遗存,则有散传到宫外、署有“穿戴脸儿俱照此样”的所谓“升平署扮相谱”,这种称“谱”的净角人物扮相,与同时期民间《杨柳青木刻年画》里的戏曲人物扮相一致[45]。

头部之饰,除脸谱外尚有头面与盔头。盔头是剧中人物所戴冠帽的统称,基本分为冠、盔、巾、帽四类[46];其中冠、盔、帽、巾佩戴者的身份大不相同——冠多为古代帝王、官宦人家所戴,盔是武官将士专用,巾多为软巾,用途较广泛[47]。通过形色各异的盔头探究其内在的表征内涵,可以看到盔头承载着戏曲中人物身份、形象的差异,以及传统的信仰和审美追求[48];作为戏剧行头之一的盔头,其外在多样的形式,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外在的形式是内在精神的一种承载和转换[49]。头面则以银泡、绒花、绢花与珠花层叠成饰,故有“银泡头面件数较少,各种色彩的绒花、绢花和珠花作为头面的陪衬物一齐使用”之记[50]。这些化妆艺术与玲珑精致的盔头、色彩华丽的戏装相配合,构成了昆曲人物造型独特的形式美[51]。

🎬 昆曲《钟馗嫁妹》(1280×720,片长23分2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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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砌末与舞台装置

景物一路的中枢是砌末。砌末是大小道具的统称,它既起了布景的作用,也成为舞蹈的道具,这种用法是国外戏剧美术所没有的[52];在人物造型上,戏衣、鞋、帽、翎子、甩发、髯口等,都在表现人物性格身份的前提下,分别为表演所用,成为一套特技绝艺的过硬功夫[53]。古义上,砌末之范围本来更宽:凡出场所应有持设零杂,统为砌末[54];而《扬州画舫录》所说的“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杂”、“把”二箱即砌末的专箱[55]。

桌椅是砌末中最基本的装置。运用桌椅的基本程式,综合其他砌末的功能,便能表示山坡、将台、彩楼、洞房、祭坛、庙廊、城门等[56]。以《西厢记·跳墙》为例,一桌二椅开场为正场摆法,二场莺莺、红娘下场,检场撤下桌椅成空场;三场张生跳墙,下场门一侧放椅子一只,反背无帔,它不代表布景,作为墙的代用物,凭借演员在椅子上下的表演动作,使观众感觉舞台上有一堵院墙的存在[57]。其移动规则亦极简明:桌椅位置的移动完全是服从于演员表演[58]。昆曲的舞台布置极为简单,一般只有一桌两椅,以及帐子、布帏之类,桌子象征性地代表山坡或楼台,而椅子可象征高台、门洞等[59];不过,在实际演出中并不拘泥于此,在可能的条件下,会使用一些舞台装置,从而更好地衬托和表现剧情、人物[60]。

更早的“装置”多出于权宜之智。昆剧历来依靠演员的表演来交代环境,砌末只是辅助手段[61];如《奇遇玉丸记》第三出《湖中望月》,“以裙障桌为楼”,姐妹登桌作“楼前玩月”[62]。此类手法虽苦于条件的无奈和表现手法的贫乏,却渐渐约定俗成。随着布景的虚拟化,砌末的非写实特性也显示出来:戏曲舞台的大小用具虽然来自生活,但从形状到运用都与生活拉开了距离,由生活的真实性提炼为艺术的真实性[63]。如《窦娥冤》第四折中,油灯砌末是木制的,并不点亮,人与魂旦对灯多次剔弄,油灯并未忽暗忽明,剔灯的动作只是点到为止,观众注意的焦点是人物能否由此引起对冤案卷宗的高度关注[64]。

一桌二椅之外,还有“以鞭代马”“以桨代舟”一支。试看现代昆剧舞台演出传统戏的景物呈现,仍然“以鞭代马”和“累桌当舟”两种表现方式相得益彰;继《浣纱记》之后,桌椅组合的多功能运用,暗示山、城、床等等,已是戏曲舞台约定俗成的做法[65]。现代昆剧折子戏演出,被易名为道具的“一桌二椅”,依旧保持了上述传统[66];它与“以鞭代马”、“以桨代舟”,同样都是昆剧景物虚拟化、程式化重要的组成部分[67]。至于写实布景一路,中国传统戏剧舞美过去一般采用一桌二椅来布景,直到明末清初,传奇剧才开始试用西洋景片和幕布来布景[68],惟终未成大势。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水墨亭台绘景)
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舞台演出剧照(水墨亭台绘景) [113]

六、体制的来路:从南戏、北杂剧到明清传奇

昆剧舞美的家底来自宋元。南戏的舞台美术逐步完善,走向多元,形象鲜明的人物装扮,内涵丰富的砌末设置,带着几分稚气的造型手段与情真意切的南戏表演风格珠联璧合[69];昆剧的化妆、服装、砌末、装置等,正是集宋元南戏与元明杂剧之大成[70]。就舞台美术的一般发生论言,中国戏曲的起源,是以表演故事为中心,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成分逐渐吸纳、融化,综合成为独立的时空艺术[71]。而其最基本的属性是实用功能——演出离不开人物化妆、服装和必须的用具的配合[72]。此点于剧本提示中看得最清楚:《赵氏孤儿》开头的提示便为“净扮屠岸贾领卒子上”,一个“扮”字包含着全身的装扮,净脚面涂白粉,勾花脸,着晋国佞臣武将的冠带装扮,人物登场便可辨其善恶忠奸[73]。

明代中叶以后,昆山腔兴起,昆剧舞美随之进入极盛期。就全局而言,昆剧的化妆、服装、砌末、装置等集宋元南戏与元明杂剧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细致、严谨的穿戴规制,对戏曲舞台美术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74]。折子戏时代又使舞美的重心向内收缩:乾隆三十九年,钱德苍编选的《缀白裘》出版,全书收剧八十四本,所选折子四百四十六出,如此广泛而有深度的遴选,不仅汇集了其时折子戏的演出成果,而且为近现代昆剧演出奠定了基础[75]。

明清之际的舞台追求有两条并行的线。其一是全本戏对“景物”的想象:《桃花扇》的演出,虽有可能在个别场景突破常规,但作者将舞美各种造型手段纳入全剧的总体构思,让形象大于思想,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给舞台美术功能的提升以有力的推动[76]。其二是演出体制的分化:昆剧社会地位提高,剧作繁荣,演出兴旺,演出体制也相应有所变化,形成了戏班、宫廷演剧和家乐三种不同的演出方式[77];三者之间,虽各有所属,情况有别,但在舞台美术领域,对化妆、穿戴、砌末的使用与改良,相互间却是兼容、借鉴,从而形成艺术创造的合力[78]。

宫廷一路的“写实”是特例而非通例。清宫戏台上不仅运用了写实布景,还利用了“天井”的机关装置;应该说,这样的宫廷演剧属于特例,社会上常规的昆剧演出则以中小道具为主,偶加景片[79]。其道具的设置在总体上具有简约、精致、装饰的特点,而且有程式化、类型化的倾向[80]。装扮一路则以道光年间为定型之界:《穿戴提纲》完成于一八四五年,以此为节点,下延至清末,将其同《昆剧穿戴》进行历史穿越式的比对,从列表中不难发现乾嘉之世走向极致的折子戏人物装扮的艺术成就[81]。而《穿戴提纲》虽晚于《审音鉴古录》的重刻十来年,但两者同为道光年间重要的戏曲资料,一个是宫廷戏剧演出,另一个是民间戏剧演出,恰好可以从两者之间考量乾嘉以来昆剧折子戏舞美演变的状况[82]。

七、当代的变革与论争

昆剧舞美步入现代领域,首先是技术条件之变:其舞台美术坐拥现代剧场与先进的技术设备,受各种艺术思潮的影响,舞美设计理念也在不断提升,体现形式有了更丰富的选择[83]。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昆剧专业团体的舞台美术创作人员,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自觉地坚持昆剧最本质的艺术特性,有机地组合各种艺术手段,在尊重传统的审美原则前提下,对风格样式等方面进行舞台美术创新的尝试,这是主流[84]。但“如何继承与发扬昆剧写意传神的美学传统,仍然是极为重要的问题”[85]。

批评一路集中于“写实”与“繁复”。写实布景的引入改变了舞台时空的性质,很多时候不仅没帮上忙反而妨碍了演员表演[86];演员的现身说法尤为切中:当舞台空间从空灵变成了实有之后,传统写意性的表演身段就变成了“看图说话”,失去了戏曲表演的美学意韵与想象空间[87]。由此生出“舍简求繁”之讥——所谓“舍简求繁”,是指舍弃了传统昆剧“以一求多”(花最少的人力物力取得最大艺术效果)的优良传统,加入声光电等诸多现代手段,以“以多求多”[88]。而顾笃璜指出,“古人的智慧,其高明巧妙之处,就是把演员表演艺术发挥到极致,而把起辅助作用的其他方方面面降到最低点”[89]。其具体表现即“舞美景观化”:布景写实化与豪华布景两个方面,不仅改变了传统昆剧的舞台时空性质,还把昆剧表演主体———演员淹没了[90]。

另一面,当代戏曲舞台美术在不断发展,从环境空间的创造拓展至心理空间的营造,从环境气氛的渲染拓展至人物心理情绪的外化,从装饰布景拓展至参与舞台叙事[91]。这一路探索的较早范例,是一九六二年昆剧《蔡文姬》的舞台设计:它在既要不损害虚拟的戏曲表演,又要发挥舞台美术造型的积极性的要求下展开,设计者把具有汉代纹样特点的装饰性帷幕、具有中国山水画和界画风格的绘画性背景,以及少数精美的道具与屏风三者构成绚丽多彩的视觉形象[92]。当时的座谈会亦定下过一条分寸:“戏曲舞台美术应该继承传统,吸收其他表现方法,结合戏曲艺术的特点大胆创造”[93]。至于以写实布景压倒一切者,如《牡丹亭》一次实验性搬演,采用大型道具、写实布景、电脑灯光,把舞台妆点得光怪陆离,满满当当[94],这些违背昆曲传统、背离民族戏曲表演原则的处置,当时就引起老观众的非议[95]。

变革在院团一级是具体而微的。一九五六年江苏省苏昆剧团成立后,重新组建了舞台美术队伍,在演出中恢复了昆剧的穿戴规制[96];但复苏后的昆剧深受京剧的影响,传统的特点有所变化,如昆剧的“插花”、“银泡”头面为京剧的水钻头面代替,旦脚结角头消失,旦脚的长水袖取代短袖,脸谱的勾绘京剧化等等[97]。与之相对,也有以“一桌二椅”做正向探索者:一九五九年,昆剧《活捉罗根元》对传统的一桌二椅的运用和人物装扮的改革作了有益的尝试[98]。至于灯光一路,中国戏曲的传统灯光依靠灯烛照明,运用火彩、灯彩砌末制造效果,形成了“灯彩戏”传统[99];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则使昆剧舞台上出现了以灯光还原空间的一派主张——如果更多地以高超的舞台灯光艺术替代象征性的物化形态,还原传统昆曲的空间艺术,就能更好地为昆曲的表演创造符合写意情景的昆曲舞台[100]。

🎬 昆曲《西厢记》选段(1280×720,片长3分2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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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昆剧舞美的普遍影响:“百戏之师”

昆剧舞美不止属于昆剧。昆剧舞台美术写意、虚拟、传神的审美原则,昆剧舞美各方面的艺术成就,曾经和仍然成为全国若干剧种舞台美术开拓进取的启示[101];人们誉昆剧为“百戏之师”,这无疑带有普遍的意义[102]。这种影响有具体的传播路径:清中叶昆剧衰弱,昆剧的分化加剧,北昆、浙昆、湘昆、永昆、徽昆、赣昆、川昆、滇昆、晋昆、甬昆等皆是昆剧分支[103];昆剧传统剧目在各地演出,严谨的人物穿戴与砌末陈设的方式,也随之影响深远,全国大部分剧种的舞美以昆剧为师,并从中得到丰富的滋养[104]。

就戏衣一路而言,其“主根”在昆、京。论者谓戏曲服装的共性部分很多,从近现代来看,它有一个“主根”,就是昆剧和京剧的服装,京剧是继承昆剧的,到了近现代,京剧又影响了许多剧种[105];这一链条的中间环节,就是从昆剧、汉剧、秦腔、徽剧等剧种的戏衣吸收滋养,形成京剧相对固定的衣箱制,各剧种又反过来学习京剧[106]。而作为美学范式的“昆剧舞美”,其辐射面还不止于戏曲——戏曲美术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或实用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术特色跨越两大领域,一涉演出场所,一涉工艺美术[107]。同时亦须指出,各剧种的舞台美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很难把舞台美术与某一个剧种的演出风格简单地绑在一起[108]。

【资料来源】

  1. 知识库检索:以 nacta-kb-search 检索「昆曲舞台美术」「昆曲舞台装置」「昆曲舞美设计」「昆曲舞台样式」共 4 词(L0),「昆曲人物装扮」「昆曲化妆」「昆曲脸谱」「昆曲服装」「昆曲行头」「昆曲砌末」「昆曲布景」「昆曲灯光」共 8 词(L1),「昆曲一桌二椅」「昆曲守旧」「昆曲戏衣」「昆曲盔头」「昆曲髯口」「昆曲穿戴规制」共 6 词(L2),「昆曲舞台美术特征」「昆曲舞台美术美学」「昆曲舞台美术虚实」「昆曲舞台美术传承」「昆曲舞台美术当代创作」共 5 词(L3),「中国昆曲装扮艺术」「昆剧舞台美术概论」「昆曲舞台美术设计」「昆剧舞台美术历史」「昆曲舞台美术家」共 5 词(L4),合计 28 词,一律 --score 0.3、limit=48。原始命中全文见 reference/语料/第5章_5.1舞台美术概述_kb原始命中.txt;结构化命中见 第5章_5.1舞台美术概述_kb命中.json。另有承接自第 1 章各轮、第 2 章各轮、第 3 章五轮与 4.1–4.4 四轮的剧目、表演与音乐类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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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未写项登记:①本页不列脸谱、盔头、头面、戏衣的形制细目与逐件图谱(应见 5.2 化妆/5.3 服装/5.4 人物装扮);②本页不列砌末与灯光的器物清单(应见 5.5 砌末道具/5.6 灯光布景/5.7 舞台效果);③本页不写演出场所之类型(应见 11_演出场所);④本页不写各行当代表演员与装扮技师的生平(应见 6_传承 章与人物页);⑤本页不设影像与音响资料小节:本阶段为文本阶段,媒体检索与落位待全部文本完成后再做。
  5. 口径冲突登记(并列不择一):①昆剧舞美的时代下限,本页并列「传统的昆剧舞台……直到清中叶之后……也未能出现写实布景」(《昆剧舞台美术概论》)与「直到明末清初,传奇剧才开始试用西洋景片和幕布来布景」(《中国古典戏剧舞美语言》)两说,前者就昆剧主体言,后者就传奇剧作整体言;②人物装扮与景物造型何者为主,本页并列「人物装扮最为抢眼,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国古典戏剧舞美语言》)与「西方戏剧舞台美术……人物造型处在一个从属地位」(《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史论》)两说,后者系就西方戏剧而言;③脸谱与剧种的对应,本页并列「曲家极重视净行白面」(《幽兰飘香》)与「脸谱难以按声腔剧种区分」(《中国昆曲论坛 2006》)两记;④折子戏穿戴著录之折数,本页并列《昆剧穿戴》四百四十余折(《昆剧穿戴 第一集》《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与传习所常演四百五十六出(《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 曲艺》)两数;⑤当代昆剧「舍简求繁」之评,本页并列《当代昆剧导演及艺术流变述论》的批评立场与《昆曲·春三二月天》以灯光还原空间的主张,不代为裁定。
  6. OCR 断口处置登记:①《幽兰飘香》「写意是昆曲舞台美术的特色」一段原书夹有引注序号与页码(「留白」后接序号、「红氍毹」后接序号),本页引文分片仅取序号前后的可连读文字,不跨序号取引;②《中国昆曲论坛 2006》「中国戏曲脸谱的成熟与规范」一段与另栏文字连排,本页引文只取该完整分句;③《当代昆剧导演及艺术流变述论》「舞美景观化」一段中的「———」为原书用于分隔同位语的破折号,照原样复制;④《昆剧志 上卷》「盔头」条中「盔头」与释义之间原有排版空格,本页引文照原样(归一后不影响逐字核)。

【参考文献】

  1. 昆剧舞台美术概论
  2. 戏曲舞台美术概论
  3. 中国古典戏剧舞美语言
  4. 中国昆曲论坛 2006
  5. 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史论
  6. 中国戏曲志·江苏卷
  7. 中国的昆曲艺术
  8. 幽兰飘香
  9. 昆剧表演艺术论
  10. 昆曲唱演与戏论 《聆森昆曲论集》续编
  11. 当代昆剧导演及艺术流变述论
  12. 昆剧穿戴 第一集
  13. 昆剧志 上卷
  14. 戏曲舞台盔头的表征性研究
  15. 戏曲鉴赏
  16. 曲学 第1卷
  17. 当代昆剧表演创作述论
  18. 中华戏曲 第五十六辑
  19. 舞台美术理论与实践
  20. 近代戏曲舞台灯光照明摭论
  21. 昆曲·春三二月天: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
  22. 中华戏曲 第八辑
  23. 南戏寻踪 南戏现代遗存考
注释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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